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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论文编号: 所属栏目:博士论文题目 发布日期:2020年05月06日 论文作者:知乎者也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博士毕业论文,网络舆情治理需要客观公正地看待,它反映了现行体制下权利与权力两股力量的博弈,有其深刻的制度性根源,博弈双方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实质上反映了公民日益增长的参与需求与传统行政管理滞后之间的矛盾,要破除网络舆情治理的困境,就需要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从权利层面看,网络舆情打开了新时期公民参与政策信息反馈新的窗口。自下而上的公民利益诉求传递到政策信息输入始端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不乏行政门槛的阻力。从网络舆情危机演化的过程看,网络舆情中权利与权力的博弈多是源于权利的失利。诸如 PX 事件或司法腐败等案件表明,权利在与权力博弈的初始阶段通常位于劣势地位,权利相关主体首先会寻求体制内的声援,被动地听从安排,只有当利益表达受阻时,才会寻求正式制度之外的权利表达方式。权利向权力的逼近是渐进地、逐渐展开的。当个体权利受损而又得不到公正的处理时,权利主体通常会寻求成本较低、风险较小、传播较快、影响较广的方式,网络平台便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个体将事件公布于网络的目的实则是在寻求同质群体,或通过共情与道德共鸣的作用引发社会的关注。当舆情开始扩散,回应的人数逐渐增多时,同质性群体便开始聚集,非正式群体形成,尽管他们没有固定的场所和规章制度,但拥有共同的群体认同。当参与的网民越来越多时,个体权利的主张就会逐渐变为群体的权利主张。权利方得到了社会舆情的声援,具有了同地方相关部门议价的资本,而地方相关部门面临着媒体追踪报道、上级政府及公民的关注等外在压力,权利与权力方博弈的优势资源结构被打破,权利方占据了社会舆论的优势。


第一章  概念界定、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 


一、概念界定

(一)舆情与舆论

“舆,车舆也。”(《说问解字·车部》)原指车厢,亦指地位卑微者,至汉、唐时期,“舆情”一词开始出现,表示平民的情感,具有大众的含义。“情”反映的是一种心理状态。“舆情”笼统地讲就是指普通百姓的想法和看法。然而古代并没有对“舆情”做系统而深入的阐释,它是一个通用语,而非专业的学术用语。刘建明等对中外舆论概念的历史演进做了比较深入的探究,认为“舆论”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1]。“论”是言之成理的主张,“舆论”反映的是众人公开化的言论和评议,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空间条件下,公众对特定公共事务、社会问题、自身利益相关事物的整体感知和情感,是多种意愿、态度、情绪等融合的产物[2]。张克生等人认为舆情超越了情感范畴,兼具客观性,“(舆情)就是社会客观情况与民众主观意愿,即社情民意”[3]。而王来华等人将舆情限定在社会政治领域,“认为舆情就是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4]舆情的定义呈现出两种研究路径,一种观点将其理解为客观实在的情况,而另一种观点具有主观情感的倾向。笔者认为,舆情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上,是公众立足于现实社会空间的客观实在对社会事务、社会现象等所持有的总体性态度和情感。

相较舆情,舆论定义的争议较少。刘建明将其界定为“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和多数人的共同意见”[5],“由意见构成且表现为公众意见,多数人的意见,意见的强烈的一致性”是其内涵的三个核心问题[6]。李良荣主张“舆论是特定时空下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和态度。”[1]孟小平、陈力丹等人认为,舆论具有一致性、强烈性和持续性[2]。以往学者们的定义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观点视其为社会客观存在的整体体验和评价,另一种观点则聚焦于特定时空下对具体事务、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和主张。舆论是一个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概念,两种倾向统一于一体,既是一种整体性的主张,也是对具体事务、具体现象所做的评价和评议。近几年的学术研究中,赵振宇等学者的界定值得参考。他认为,舆论是大多数社会公众对社会各种问题、现象及社会本身所表达的较为一致、有一定持续性和强度、且对社会和有关事务发展产生一定影响的意见、态度及情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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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依据

(一)网络舆情研究范式的转化

研究范式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概念,“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4]从本质上来说,研究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特定的科学研究模式,包括了与之研究相关的世界观、方法论、标准、假说、定理等内容,是特定科学领域研究者所遵从的、公认的、整体的研究体系。网络舆情研究主要经历了两种研究范式的转变。

从内部动力向外部环境的转变。舆情是公众对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等自发形成的心理结构与特质。这种现象就像客观规律一样,具有发生、发展与衰减的客观性。网络舆情是舆情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舆情的特质、发生机制、功能、内在动力及舆情向危机的演变过程等都是网络舆情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这种研究范式将网络舆情看作是一个自发、自为的过程和独立的体系,在研究方法选取上主要沿用了结构-功能研究方式,以客观描述网络舆情的走向和发展趋势,揭示其背后的因果机制及内在逻辑。然而,随着近些年来我国网络舆情爆发的频率增多加快,由此引发社会风险概率越来越大,统筹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与压力越来越繁重,使我们越来越注意到,网络舆情不同于一般的传统舆情,涉及线上与线下两个不同的领域,这两大领域彼此之间又紧密联系。一种以外在环境因素、强调关联性为着力点的新的研究范式逐渐备受关注。这种范式在诠释网络舆情生成机制时更加侧重社会关系及精英舆情引导等作用。从研究方法上来讲,主要是案例研究,研究目的不再局限于揭示客观规律,而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对网络舆情发展态势进行干预。网络舆情不再是一种自然、自发的客观规律,而是带上了人为烙印,大众媒体、社会精英等外在群体对网络舆情产生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图 1.1  网络舆情内、外两种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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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网络舆情的现状、形成与特征


一、网络舆情的现状

(一)网络舆情的数据调查及统计分析

当今社会,互联网通讯技术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社会治理现状。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最新的调查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民人数已增至 8.54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61.2%,手机网民规模达 8.47 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 99.1%,手机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 6.21 亿,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 5.09 亿,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6.48 亿,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 27.9 小时。[1]互联网舆论载体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的抖音、快手、火山等短视频应用发展迅猛[2],目前国内有 100 多个短视频独立客户端[3];从舆情压力指数看,社会矛盾、公共安全、体育娱乐公众人物、涉外涉军等领域持续走高;社会矛盾的主要聚焦点依次是社会道德争议、弱势群体保护、社会欺诈、社会暴力等,网民的目光也逐渐从“公共管理政策”转向了“社会公序良俗”。

互联网是数字技术的重要代表,其正在与社会各领域不断融合,在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层面,具有很大的助推作用。而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互联网深刻影响了社会舆论的发展变化规律,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5]正是因为互联网在社会生活领域有着很大的影响,极易催生中国转型期内的社会矛盾,造成网络舆情危机,是以对于互联网的治理需要予以充分的重视。

网络舆情是现实社会舆情通过互联网的渠道反映出来,是社会公众对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话题的集中反映,本质上还是属于公众情绪和社会心态的一种类型。如今社会矛盾仍然多发频发,社会安全重点难点问题依然突出,社会风险不断叠加、催化和异化,公众社会预期受挫后的负面社会情绪、社会焦虑、社会心态,线上的民粹心理日益抬头,在互联网的“放大器”作用下,极易催生社会戾气,导致线下的群体性聚集。[1]网络舆情处于一个持续发酵、爆发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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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舆情典型案例分析

1.安全生产领域:8·12 天津港爆炸事件

2015 年 8 月 12 日,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发生重大火灾爆炸事故,造成165 人遇难,798 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商品被毁坏,直接经济损失约 68.66 亿,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该事件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并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事发当晚,新浪微博上陆续出现了爆炸相关的信息和图片,但直到爆炸发生十小时后,官方主流媒体并未对该事件做出回应,天津卫视仍在播放韩剧,引发了网民们的不满。

整个事件呈现出微博爆料-大 V 传播-媒体报道-官方回应-媒体跟踪报道-网民持续关注的传播路径。新闻报道约 80 万条,网民留言约 2217 万条,主要来自新浪微博(例如新浪微博用户@微博天津主持的话题天津塘沽大爆炸#截至 8 月 13 日16 时阅读量达到 7.4 亿,讨论数 126.5 万)的草根阶层(普通+达人),名人微博作为意见领袖发表了代表性的观点在舆论场中具有较大的话语权。

天津方面在事故发生后的 12 天里共就此事故召开了 14 场新闻发布会,虽然安排很密集,形式上表现得很及时,但新闻发布会准备不充分和措辞不当,总体效果不佳,尤其是前 6 场媒体记者提问超过 60 个,过半问题未得到答案,发布会时间延迟,甚至发布会直播至记者提问环节中断,关键人物未现身发布会现场,带来大量次生舆情灾害。权威信息的缺乏,原本缺失的社会信任更加雪上加霜,网络谣言随之滋生,大量谣言在微信、微博上满天飞,给政府舆论引导和民众心理带来极大危害。直至 8 月 17 日,《人民日报》刊登《天津港爆炸进入第 5 天 27个谣言全汇总》,向公众澄清了谣言,通报了事情的进展,舆情逐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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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行动逻辑 .